聚焦 | 真理很甜 他们带回的火种照亮了百年

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周年华诞。105年前的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中国留学人员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他们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传播到国内，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长期从事中国留学史研究的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副会长刘纲介绍说，留学人员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内革命实践的通道，当旧式救国道路全部走不通时，大批留学生跳出改良主义的桎梏，把完整的革命理论、阶级斗争学说和建党方案带回国内，直接为党的诞生提供了理论根基、骨干队伍与行动纲领。

正是这批“传火人”，让真理的火种在暗夜中悄然点燃，最终形成了燎原之势。

真理的墨汁比糖甜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许多人都曾远赴异国寻求救国之道，并在留学期间初步接触到这一科学真理。

曾留学日本的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首位中文翻译作者。1919年5月，陈望道从日本留学回国，次年3月，他接到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政治家和爱国民主人士邵力子的邀请，负责《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陈望道随即启程回到浙江义乌老家，一头扎进老宅的柴房，将两条长凳拼在一起，上面铺木板，制作了一个简易的书桌兼床铺，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

一日，陈母送来粽子和红糖。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吃粽子，竟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吃。当陈母进来收拾碗筷时，发现他满嘴墨汁，红糖却一点没动，问他“甜吗”，他回答“够甜，够甜”。彼时，对于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的陈望道而言，真正香甜的自然不是墨汁，而是《共产党宣言》带来的拯救旧中国的光明与希望。

《共产党宣言》译文不足两万字，陈望道却“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最终于1920年4月完成译稿。同年8月，第一本中文全译本在上海正式出版。1936年，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对自己的思想成长影响巨大，最重要的一本便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骡车上的长谈关乎“中国之未来”

李大钊和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他们均为留学人员。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开始接触并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陈独秀也是在留学日本时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回国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建党领袖。他们二人回国后，通过成立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团体、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等工作，为党的诞生作了充分准备。

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政府追捕，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秘密离京。逃亡途中，他们展开长谈，两人约定分工协作，陈独秀在上海立足，依托《新青年》和工人运动；李大钊在北京扎根，借助北大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南北呼应，共同推进建党事业。这次会谈，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中共一大纪念馆内，“南陈北李”的雕像。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客堂间，即上海《新青年》编辑部，草拟了类似党纲党章的条文，确定通过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途径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等人在北京大学红楼的图书馆主任室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经商议后取名为“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为负责人。同年11月，小组改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一大”的13位代表中多人皆具有留学背景。

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何红舟黄发祥创作的油画作品，现被收藏在中国美术馆。

向世界求索“救中国之真理”

早期党组织的成员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有的东渡日本，有的西赴欧洲，有的北上苏俄，在不同国家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实地考察工人阶级状况，为后续回国参与党的革命工作作准备。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50多人中，有18人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约占总人数的1/3，除了陈望道、李大钊、陈独秀外，李汉俊、李达也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创建上海共产党组织，并负责校对《共产党宣言》的译稿。李达还主持了“一大”的筹备工作。

在大洋彼岸的欧洲，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广泛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在无产者中找到了自己的同盟。

1919年3月17日上午，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89名学生从上海启航。当天，26岁的毛泽东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送行，他与众人一一话别。邮轮缓缓驶离，毛泽东在码头站了很久，望着船影渐渐消失在视线中。

1919年12月，湖南进步青年蔡和森与30多名学生从上海启程赴法；1920年9月，16岁的邓小平乘坐邮轮前往法国马赛；11月，22岁的周恩来开启旅欧征程。他们归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骨干力量，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不断践行着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19年3月15日寰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欢送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合影

在建党筹备期间以及建党早期，苏俄的革命经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许多借鉴，一大批留苏进步青年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成为坚定的革命骨干。1920年夏天，刘少奇在长沙《大公报》上看到湖南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组织革命青年赴俄勤工俭学的报道。8月，他回到湖南，向长沙俄罗斯研究会负责人贺民范表达了留俄的愿望。贺民范随即写信推荐他到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

创办于1920年5月莫斯科东方大学于10月正式开学，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首批中国留学生入学。1921年底建立的旅莫支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海外支部，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聂荣臻、李富春等一大批同志在此成长为革命家。

刘纲在梳理历史时指出，留日群体侧重理论译介启蒙，留法群体立足劳工实践，而留苏群体则系统接受革命训练，侧重政党建设理论，早期的留学先贤为党的组织建设和武装革命提供了从理论到实操的多维度支撑。

点燃星星之火，义不容辞

建党之后，留学人员继续在国内外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吸纳更多革命力量，使革命的火种播向全国。

在上海，1922年，刘少奇等留苏学子回国后，进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这是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他深入工人群众进行宣传鼓动，还担任平民女校的理论教员，向学生介绍苏俄革命经验。1921年底从法国回国的蔡和森，也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央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积极思考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广东，1921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彭湃深入家乡海丰，向工农群众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于1922年成立了第一个农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实践中证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在湖南，1922年至1923年间，李达应毛泽东之邀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创办、主编校刊《新时代》，使之成为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这些留学归来的先行者，用行动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支撑他们不畏艰险、义无反顾投身革命的，正是那份深入骨髓的家国担当——对他们而言，留学不是镀金，而是寻找救国之道的使命。刘纲说，在多年来记录留学人员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最触动他的是每一位耄耋前辈刻在血液里的家国情怀。他曾问一位老人如何理解留学报国精神，老人回答干脆：“难道可以不报国吗？”在那一代人眼中，报国不是需要追求的精神，而是不可退让的底线。正是一代代留学人员以“为党留学、为国留学、为梦留学”的赤子之心，铺就了百年党史中不可磨灭的留学印记。

回望105年前，广大留学人员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从异国他乡带回苦难深重的中国。他们在暗夜中点燃了第一束光，照亮了民族解放的前路。105年风雨兼程，105年薪火相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又一代留学人员前赴后继，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条战线上贡献智慧和力量。新时代的留学人员，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又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回归祖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续写留学报国的新篇章。

来源 ：《留学生》杂志